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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9 变傻与变孬(转载)这个话题的引发颇为曲折,缘起于对平克·弗洛伊德研究,便重温了那场在柏林“墙”的演出。于是和友人聊起来:柏林的墙已然倒掉了,但我们的墙却还一副天经地义般的样子矗立着。
我说:那墙在那里了几十年,围在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日久便成就井底之蛙。外面流通的信息、新知、潮流……全部与你无关,大家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傻。
友人说:那墙虽还立在那里,但已是行同虚设,在今日但凡有点意愿的,只要是想,便没有翻不过的道理。我们需要的,大可翻过墙去看、去取,已没有什么妨碍。
我想这确是如此的,但这何尝不是构成了另一个怖景呢。人们明知那墙的伪恶,却不能一砖一石将其拆除,只是遵循了另一套规矩,上下左右地相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翻来过去;我们看到了新像,有了自己的认知,却也万不敢顺着它们的指引,放声大呼,只是低眉顺眼,在盗匪凶徒身旁移来走去,仿佛目力所及没什么不妥。我们虽然不再日渐地变成傻子,却是赤裸裸地加速变作孬种。
说不定:默许的墙比僵死的墙更可怕,孬种比傻子还要糟。 September 27 无题“你说到排异?这种排异难道不合理吗?他们对社会有什么用?不过是社会的累赘罢了。”
“社会是因为人才存在的,社会应该为人服务,而任何人都有权利不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只要他/她不妨害到别人就是合理的。”
“如果人人都像你说的这么想,那么这个社会还怎么维系下去?社会体系崩溃了,等待个人的就只有灭亡。因此,作为社会而言,完全有必要驱使个体去为它的存在而工作。社会与人的关系就好比人与其组织细胞的关系一样,是相互共生的,其前提是要确保前者对后者的支配。”
“你的这个类比关系的错误之处在于,人与人从其物理特性上说是对等的,而人体的组织细胞之间天然地就存在着功能上的分化,因此才会存在由脑细胞组成的大脑去控制其他部分的从属现象。”
“这种功能和形态上的分化不正是一种进化吗?你又怎么知道人体的组织细胞就不是从起初的相互对等进化到现在的状态的呢?想想最原始的浮游生物吧,他们的细胞结构多么地简单和单一,而我们人体的形成不正得益于各部分的细胞组织分化出专精的功能而各司其职么?你又怎么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在未来会仍旧保持对等呢?看看现在各个行业之间高度的职能分化吧,其实这就是人类未来在自身形态上发生分化的预演,这是物种进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逻辑上,我无法驳斥你这个观点,然而,我所坚信之处有二:其一,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其二,人的自由意志生来平等。人之有自由意志是其与组织细胞的根本差别,你问我怎么知道自己具有自由意志的?那是因为我相信自己具有,信则有,不信则无。具有了自由意志并相信其平等性,也就是认同了人类社会走向人性解放而不是人群分化的必然性,也就是承认了个人并非是从属于社会。”
“看来我无法说服你”
“但我也无法证明你观点的错误”
“那就这样吧,呵呵” September 24 试着偶尔切换下大脑的思维方式吧~September 15 抽象?形象?本质!电磁学,乍看是极抽象的,麦克斯韦方程仿佛天书一般,由之衍生出来的各种公式定理又使人望而却步,然而,如果我们能抛弃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不认为有那么一个绝对静止的空间存在;或者与之等价,继续持有绝对时空观同时假定空间中均匀散布有绝对静止的“以太”物质这样一种已被证伪的错误观点的话(“以太”的假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所谓的电磁现象的发生,不过是空间某处的一个激励而导致的时空被扭曲或空间内的“以太”被扰动而已,这种扭曲抑或扰动又进而扩散到时空/空间的任意地方,这就仿佛在平静的湖面上仍下一块石头而对原本处于静态的水产生了扰动,这种扰动若不受阻力是能扩散到无限远处,由此产生了湖面的波纹。因此可以说,电磁场对于时空或“以太”的扰动同机械力对于物质的扰动是极其类似的,对于后者的扰动形式,我们在感性上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唯一的不同在于电磁场的扰动形式存在电和磁两种。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如此抽象而复杂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是如此的简单、形象。 September 12 另一个角度看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完善于宋明,对于中国社会的制度以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国的高考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等皆由科举考试演变而来,而就我自己的感觉,美国GRE作文考试issue部分的文章风格像极了明朝朱元璋发明的八股文:结构清晰,言简意赅;你若想要把一个issue话题讲清楚,基本行文逻辑就是按照八股文所规定的起、承、转、合而展开的。可怜后世的我辈竟然把八股文作为陈词滥调的代名词,实在是一种曲解。 历史上以及当今,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评价大多是积极、正面的,认为科举制度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使得出生寒门的庶族人士能够参与到国家决策的事务中去。同时,考试制度的公平性,以分数高低而非出身为唯一的取士标准又有利于社会阶层的平等。谁说中国社会自古就是等级森严?科举制度就是最好的反证,它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同等的出人头地的机会。似乎,科举制度在制度的优越性上全面超越了其之前的任何人才选拔制度了。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来看一下科举制度是如何诞生并扩大的。科举制首创于隋文帝时期,然而在当时其规模是相当小的,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里,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以上数据引自维基百科)。科考制度真正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举制。虽然武则天以女人身份称帝在历史上受到诸多非议,但就这项创举来说还是受到大多数人肯定的。然而必须注意到,这项改革的出发点却并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出于武氏巩固自身权利而为之。其时,武则天欲称帝,而元老大臣们多是持反对态度,武在朝中的处境可谓孤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便借开科取士之名行培植党羽之实,将那些没有根基背景的寒门学子招至自己麾下以削弱朝中元老派的势力,那些寒门学子们因受武则天的政策恩蔽,自然就会死心塌地地支持其称帝的野心了。于是,科举制度,便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戏剧性地被搬上了历史舞台,其天生地就带有明显的结党的烙印。由上看来,科举制度,其名不正。 另一方面,十年寒窗,一朝及第,又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刻苦读书然后获得功名和权力仿佛是一种商业上的等价交换,殊不知所有这些授予的功名和权力本质是全民所有的,不是你读书好,拿个状元、榜眼啥的就能把它据为己有的,为所欲为的。你被选去当官,是去为人民服务的,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通过科举考试证明了你具有或者说你比其他人更具有这种能力。认为公共权力私有这种观念的荒谬程度实在不亚于强盗逻辑。这种对于权力所有制认识上面的差异——权力持有者认为权力私有和事实上的权力公有两者之间的矛盾便会产生权责不明,导致腐败问题的产生。 谈谈中国的腐败问题。我个人认为,腐败就其本身来说,本不应该是一个太难解决的问题,其根本上是与人民、统治阶层以及国家的利益相违背的,是见不得光的一种现象,应当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逐步消亡的。而在中国古代以及当代,腐败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宋、明、清三朝,腐败问题尤其地严重而盘根错节。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现象呢?一般认为是腐败这种人的贪婪本性已经与官场行为哲学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而这样一种官场哲学又是源自何处呢?个人认为其正是来源于科举考试这样一种制度乃至文化体征。一个穷书生,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取了功名,当上了官,其目的难道真如台面上说的那么好听,什么“造福天下苍生”?不过就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罢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固然是没说错,但它的本意是知识创造财富,财富进而才能改变命运,知识本身如果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话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换句话说,知识绝不是一种获取财富的凭证,而应是一种创造财富的途径。而科举制度可悲可笑之处就在于其将知识当做了一个跻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仿佛一个人读了几篇四书五经就和文盲有天壤之别了,其实若不能学以致用还不是和不学一样。学而无术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将这些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歪门邪道上,借手中权力谋取不义之财。甚而至之,为了进一步保有和巩固所谓的私人财产,通过科举而上台的官员们将更倾向于结合成利益团体,于是结党营私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若是这样,那还不如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选上台当官,他或许还会因感激而战战兢兢地办好分内之事且不会有非分之想呢。因此,综上又可看到,科举制度,其言亦不顺。 对比科举制度带来的诸多弊病,突然有些向往其向往起了两晋时期的门阀贵族制度来了。固然,那时的社会等级森严,士、庶之间绝不允许越界半步,然则那时士人的风度与气节却使我无比神往。李白诗中有云“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再看科举时代里的官场腐败与厚黑学盛行,实不知贵族制度的草草瓦解,平民政治的过早兴起于中国究竟祸兮福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到底是利是弊呢? September 08 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批判中国大学现状的一段言论“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这句话给我的感觉是他主张把大学办成一个非功利性机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然而这又与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尤其是中国的以产出为评判指标的办教育理念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他的话里面也存在着一些矛盾,既在开头强调了教育应为社会服务,却又在后文中说教育“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
教育要忠实于社会?还是教育应忠实于知识本身?这两者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到底哪种理念才是正确的呢? (zz)青年毛泽东“反对统一”倡导“湖南独立”http://bbs.sjtu.edu.cn/bbstcon,board,FreeTalk,reid,1252079361.html
觉得毛泽东的确是牛,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且往往颠覆了常理,使人原本被局限的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但其性格的过度叛逆又决定了其并不适合治理一个国家。
以下是正文
近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3年版的李锐著作《三十岁以前的毛泽 东》。李锐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后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陈云、 毛泽东的秘书。在李锐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与世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的一个青年毛泽东。他的思想、行为表明,青年的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运人士”,而且有些观念甚至比现今的中国民运人士都还要“先进”。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倡导湖南自治运动。从那年的9月3日到10月7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连续在湖南《大公 报》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 国”的主张。他坦承“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 拥护者。”
毛当时撰文对全国政局发表看法:“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
当时他还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写过一篇两千字的文章,题目就是《反对统一》。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国24朝,算是24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4,000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中国人生息了4,0000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亏就在‘中国’两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征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第418~421页) 关于湖南自治运动,毛当时一共写了21篇文章和书信。他的这些话,是今天的中国民运人士不敢讲的,或者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至少是没有公开讲出来的。虽然今天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和西藏的关系、新疆和内蒙的独立运动都迫在眉睫,但是民运组织和人士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但比较起来,还是缺了青年毛泽东的某些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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