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韩非子》，初看时只觉得其行文言辞犀利，分析透彻，读来颇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然而，再往下读却感到越来越重的邪气，这种邪气掩饰在其严谨的逻辑之下，随着逻辑从一般的常理出发而渐行渐远直至达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结论，那种邪恶的气息也就随之被发挥到了极致，使我读来不寒而栗。

先来理一下《韩非子》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应该说，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中国最早的倡导大一统国家模式的流派。《韩非子》全文所做的一切分析与探讨都是为君主服务的，代表的是君主利益。韩非倡导君主地位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同时君主又是完全代表国家利益的存在。因此君主的作为，对于国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近八百年后，西方世界才由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第一次提出“君权神授”的思想来表明君权的不可侵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则写于近1800年之后。

《韩非子》告诫君王应当如何治国，以及治人——后者既是君主要加以利用以治理国家的工具，同时也是君主应当时时刻刻防备并加以控制的危险和隐患。人，在韩非看来和虎豹豺狼没有本质区别。这种对人性本恶的天生信念及对人性的藐视贯透全文，我出于本能地无法认同其观点。然每每读到都使我感到一种深深地恐惧，并非恐惧于其观点，而是恐惧于其支撑其观点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和理性，大概就是所谓的“绝对的理性导致绝对的疯狂”吧。

《韩非子》中多处提到作为君主应当与大臣保持距离甚至时时提防大臣，就比如《爱臣》中的第一句话：“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开篇就将君臣之间的对立关系提升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高度。这在我们常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作为臣子，又为何要无缘无故地去做一些不臣之举呢？其动机何在？然而在韩非看来，这种潜在的犯上作乱行为的动机是天生存在的，其根源在于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人天生是贪婪的，其对利益和地位的追求是没有穷尽之日的。一旦得到合适的机会，比如受到君主的高度信任抑或处于极高的权位，受其贪婪本性的驱使，他会本能地试图去获得更多而不会满足于现状，当君主有朝一日无法满足其欲望的时候，其最终就会威胁到君主的地位。因此，为了压制人性的贪婪而不致使其祸乱国家，一个强有力的君王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君主必须时刻保持对臣子的压制和控制以防止其邪念有任何得以见光的机会。

而这种对臣子的压制乃至维持君主的权威就是那么容易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对大臣的考察这一项来说，看《有度》中的这句：“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读罢再次倒吸一口冷气，大臣在韩非的眼里有如病毒，普通的药物只会使其产生耐药性而无法根除之，君臣之间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一般，你要往这边找，他就躲到另一边去，使你永远找不到他在哪儿。而韩非认为唯一能够鉴别大臣善恶忠奸的办法就是“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即放弃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建立一套客观的评判、赏罚标准，这也正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上面这样一个场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体现出一种博弈的思想。君主的目标是要全面考察大臣，但是大臣是不可能乖乖地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以供考察的，而是要尽可能在君主面前显得优秀以获得君主的青睐，其实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为此，就需要把自己的缺点或者坏心眼隐藏起来。君主不论如何变化自己的考察策略大臣总是能找到相应的应对策略来隐藏或伪装自己，结果君主考察大臣的目标的效果便将打上不少折扣。表面上君主高高在上主导一切，大臣一切都要听从君主的，然在此时此刻，君臣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对抗关系。韩非敏锐地揭示出了这一点。

在谈及臣子应当如何侍奉君主时，孔子认为事君当做到“勿欺之，而犯之”，直言犯上在孔子看来并不违背“礼”的准则，凡事就应当知无不言，欺瞒君主才是错误的。而韩非则告诫臣子在劝谏君主时应当察言观色，在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提出对君主的建议，若劝谏不看形势，即使提的建议正和君主之意却也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他在《说难》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次郑武公想要讨伐胡国，于是便先把他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使其麻痹大意，然后又故意在朝堂之上表明自己欲对外扩张的想法，问群臣应当以谁为讨伐目标。一个叫关其思的大臣看出了武公的想法，于是便建议讨伐胡国，郑武公假意表现得很愤怒并把关其思给杀了，这进一步麻痹了胡国的防备意识，随后不久郑国就出兵把胡国灭掉了。于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不幸沦为了君主棋盘上的一个诱饵。而这位大臣又到底错在哪里呢？他并非说错了话，错就错在没有看清形势，成为了君主迫不及待想要寻得的那个可怜的牺牲品。像这样的阴谋与算计的例子充斥于全文当中，虽使人主观上产生厌恶之感，却也不得不认同其正确性。

想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对于臣子在立储问题上的劝谏的敏感不也正契合了这样一种“说难”的意味在里面吗？再想想五七年的“反右”运动，那么多知识分子受到牵连，不也是由于他们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式而提出一些自认为的苦口良言吗？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对于韩非的思想有了一些主观上的认同，或许，这些见于纸上的丑恶并非源自于韩非思想的扭曲变态，而是源于人性的本恶，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罪恶。韩非所作的，只不过是把它们揭示出来罢了。

读《韩非子》，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和揣度，这和先前读《论语》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读罢《论语》，自觉仿佛坦坦荡荡而无所顾虑；而看了《韩非子》却又感如坐针毡，自己的周围好像充满着威胁，稍有不慎便会受到伤害。

先前读《论语》，孔子的在君臣关系上也强调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然而这种等级观念却是体现在“礼”之上的，下级应当对上级当恭敬却又不故作卑微，上级对下级当平易近人而又保持庄重，所谓“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这其中体现出了儒家的理想世界观：等级制度只是一种表象，是为了达到秩序社会的一种手段，而秩序则又是实现社会共和、共治以及平等之最终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在韩非的论述中，那些先前构建起来的美好景象被完全粉碎，人性的光辉彻底湮没，取而代之的是以绝对理性构筑的巨大思想牢笼。人，这种具有“原罪”的生物，只配被囚禁在这座黑暗牢笼之中任人摆布。在韩非所看来的君臣关系中，君主仿佛是这座巨大监狱的典狱长，其臣子和子民就是监狱的犯人，典狱长需要犯人劳作以维持监狱的正常运作，但又必须时时刻刻防止犯人发生暴动，因此就需要对犯人严密地监视监控以及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君臣之间那种等级关系的不可逾越就好像典狱长是不可能和犯人平起平坐的一样。

韩非的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君主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情，只要一个不慎表露出自己的情感，同时君主自身又要具备很强的能力，以上任何一条的违背按照韩非自己的理论就会导致全盘崩溃，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崩坏无一不说明了这是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问题的本质在于韩非子构筑的体系并不是一个能够实现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君主必须时刻保持状态而不能犯任何错误。用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这套体系缺乏一个反馈机制以及容错能力，尤其是系统核心的容错力几乎没有。同时制度上的过于刚性即强调“法”的至高无上也导致了体系的经不起磕碰，这让我想起了老子的“牙齿与舌头“的比喻。

其后采用韩非理论而建立起的看似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仅历二世，十五年而亡，也正说明了这套理论在可行性上的缺乏，其体系的维存太依赖于君主个人的表现了，碰到一个如嬴胡亥一般的无能之辈为君，国家的运作立刻就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当年大泽乡陈胜吴广因受大雨所阻而无法在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由于法令规定未按期到达将被处死，于是断然决定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最终导致了秦朝灭亡的农民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不正是惧怕与律法的威严和无容更改，出于绝望和恐惧才起兵反抗的吗？此时法律的威严非但没有起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却反而间接地导致了暴乱的发生。试想当时若是能在法律的刚性体系之外加入一些柔性因素，比如考虑到受大雨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适当减免他们的刑罚，或许他们便不会起兵造反，于是大秦帝国便也或许当真能步入一个良性循环，历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生生不息下去了。

就先写这么多吧~